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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钱钟书

发布时间:2014-06-25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1] 围城[2] ”。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