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
肯尼斯·米诺格:教育与自由社会

发布时间:2014-02-25

在这些评论中,我将自由与教育联系起来,指出在教育历史中的三个经验,并从中得出一些结论。当然,我由以出发的前提是,无自由,就不可能有教育。我多少有些粗略地将“教育”界定为这样一种活动,它是用来维持、扩展和传递一种文明的文化。当然,这三种活动不可能完全区别开来,每个都牵涉到其他的活动。

第一个道德与社会哲学家是苏格拉底,他吸收了他之前的、被有意义地称为“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的传统。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有关诸神和大众的怀疑论,雅典的民主制为此在公元前399年判处他死刑。柏拉图用来表现苏格拉底的那些早期的对话本身就是有关研究逻辑的很好的教育。特别是,苏格拉底坚持要求明确讨论对象,作为推进理解的前提条件。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哲学就在于批判性地检视我们用来赋予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意义的那些观念。这项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要素在于,我们不应该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所有人都认可我们正加以检视的信念。真理与票数无关。苏格拉底的巨大意义在于,他的生活和他的教导一起不仅使他成为知识进程中的榜样,而且成为殉道者。他服从雅典人民的判决,而不是利用机会逃离雅典,这本身就基于这样的逻辑观点,即,一个人所倡导的生活隐含着一种行为的原则。归属意味着法律的服从。

在苏格拉底的教育图景中,哲学家游离于城邦和社会之外,代表了一种批判的传统,它完全有可能发现自己有悖于“传统的智慧”。哲学家,作为爱智慧的人,是提问者更甚于回答者。这意味着他对于实践家——特别是统治者——的作用是边缘化的。实践家面临着紧迫的问题,必须要发现答案,而且要快。相反,哲学家并不急于要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他得出了结论,不久他就会发现,结论所产生的问题与它们解决的问题一样多。我的结论是,哲学家总是会发现他们处于实践家的对立面,教育必须与大臣保持距离。的确,哲学家们不仅可能是在实践上百无一用,如果他们削弱了城邦奠定其上的信念,他们甚至会成为危险人物。

教育完全可能与传统意见不一致,但这完全不等于说,异见是哲学思维的一个信号。在任何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政府都会发现自身受到许多观念和实践的反对;它们之中的一些是教育性的,但许多并不是。恐怖主义者和罪犯——更不要提60年代好斗的学生,他们都是反对者,但他们显然并不关注“无私地追求真理”,传统上这是在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般学者,特别是哲学家曾经论证过,大学基本上是一个批判性的机构,不过,这个观念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将一种活生生的传统转变为一个抽象的观念对它来说是不适当的。另一方面,每个教条都是对某个东西的批判,但拒绝并不等同于批判。我反对用一种本质来说明学校,想提出我的中心论题:即教育本质上是与实践有冲突的。

请让我开始讨论我的第二个基本经验:12世纪欧洲的大学的建立。关于这些社团的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它们似乎是自发地涌现出来的,来源于热情地探索基于古典和基督教文本的思想。最早的教师,他们的工作发展成后来称之为中世纪的Studio Generalia,他们当然是基督徒,但作为基督徒,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宗教需要辩证法的阐释作为支撑。仅仅是被认可的观念的增加就使得基督教处于一种不连贯的状态。在此,需要有教育作为教义的一种健康的复兴,否则它们就会是含糊不清的。更进一步说,他们希望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信仰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启示,这使他们卷入一种哲学的研究,类似于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那种研究。他们的宗教信条中的那些词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在对这样的主题进行探索时,他们能够得到的一个资源是希腊和罗马的文献,其崇高的声望使得人们更加嘲弄这样一个事实:它们所呈现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生活现实。不久之后,经院哲学家们开始着手研究关于宇宙的实在的危险观念,这些观念使正统派惴惴不安。权威很快采取措施将这些新的趋势纳入已经确立起来的框架中。按照惯例走到一起的教师团体很快就被教皇和帝国的法令同化。大学需要教皇或者皇帝的特许——不过现实是,那些年代文化的繁荣是新爆发的结社趋势的一部分,在个人受到法治统治的社会中,才可能有这样的趋势。这是后来被称作“市民社会”的开始。

市民社会的本质是,它自发地产生于一个法律框架之内,但独立于市政当局的目的之外。这些热情的教师培育和传播着知识,他们可以利用基督教文明赋予宗教活动的自主性,而且,知识的培育和传播受益于那个时代虔诚者乐善好施的倾向。因此大学是能够成为得到很好捐助的机构,很大程度上能够管理自身,不受市政当局的严重干涉。进一步说,作为国际组织(姑且这样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当局。(“大学”中的“大”字表明它对所有来者开放。)

有些人可能反对我的论证,认为我有关大学的象牙塔观点没能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新的机构服务于当时社会的实践需要,那时无论是教会还是城镇都需要能够管理越来越复杂的活动的人员。无疑,情况确实如此,对于实践的回应是很难避免的,但重要的是,大学从出现伊始就发展出其自身高度独特的性质和目的,这将它们与为实践需要开设的培训学校区别开来。

其他人可能会反对说,成长于宗教的语境中,中世纪的大学受到正统教义的束缚,缺乏自由去追求它可能会引导的论证。许多现代学者承认大学与教会之间基本的冲突,教会的教义往往以压迫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确实,那时候的学者必须警觉异端的问题,Abelard自己可以被看成是那个学术发展阶段的英雄式的榜样(类似于苏格拉底),他受到两次教会会议的谴责,不得不烧掉他的第一部手稿。无论如何,宗教提出的很多问题形而上学家和物理学家也要回答,很难设想,学术传统会从其他背景中产生。(它从未从其他背景中产生。)进一步说,大学的制度性特征毫无疑问地来自修道院传统。当然,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没有人能够判断,没有人能够合理地预期,什么时候某个学术观点——某个哲学教义,某个人类学的总结,某个考古发现——能够威胁到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这个或那个权力。20世纪极权国家对学术研究造成的损害不比后期宗教裁判所的基督教要少。对于那些只想离群索居的类似老鼠的学者来说,这个世界有时候成了无可救药的危险之地。

我的第三个范例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出现,在此,为一个范例提供一个合适的楷模并非易事,但我们可以选择将伽利略看成一个先行者,而哈维、牛顿、莱布尼兹、赫尔姆霍茨、爱因斯坦等许多人是后来者。伽利略是个通晓各科的博学者,他迷恋于自然界如何运转这样的问题。他的科学说服他,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宇宙论的真理,他也确实这样说出来了。因此,他的晚年不得不面对宗教裁判所,他把自己的观点呈交给主教们,他自己比他们要稍微狡猾那么一点。问题通过将假设与现实区别开来而得到解决,在一个著名的并且显然是真实的故事中,伽利略在服从宗教裁判所时被听到这样的喃喃自语:不过,它确实转了。这种类型的事件在科学的历史中一再发生,后来还有有关进化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扰攘不休。总有一些人们珍爱的、或者是审慎的、或者只是令人心安的信念,人们试图保护这些信念,想象有些学术论证具有威胁性。

在此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实例,欧洲人用来理解世界的逻辑是科学的而不是哲学的。但是在哲学中与在科学中一样,问题是去解释和理解世界,而不是改变或完善它,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之等同于教育的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注意到晚近时期的理智的发展,我们就会承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成就,他们使早已死去并且大多被遗忘的人们的经验重见天日。我们可能有选择地注意到那些学术,它们关注的是过去的手稿、文学杰作、神圣文本以及诸如此类在大学中培养的兴趣,这些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改变了年轻人被引入我们的文明的方式。我们已经提到过逻辑和数学,它们是把巨量的人类知识进行分类的方式中的一部分,并且成为许多共同合作的专家的专门领域,他们都知道大学是什么,承认大学是传统的承载者,认为学院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其国际性的方面,并且认可大学为了在几个世纪中维持其活动而发展出来的其他设计安排。我们的学校文明使用书面文字,对所有人开放。我们的技术使我们早就超越了古老的垄断,即对其他人保守手艺的秘密。如今实际上任何技术,只要引起了其他文明中的人的关注,就会被任何人模仿,尽管也许它非常复杂,模仿它需要耗费巨大的理智和财富资源。任何开放的社会都会或好或坏地创造一种开放的文明。我在这篇文章中称之为“教育”的东西是一种极大的成功,实际上社会学家常常把大学理解成我们文明的认知发电厂。但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完全误解了它的教育性质。

现在我谈论的是从有关教育传统的这些插曲中能够学到些什么。我会根据我对大学传统的理解来进行论述,我认为教育与社会中的其他利益或制度总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首先,学术研究往往发现它自身与实践存在矛盾。在实际生活中,不管是个人意义上还是集体意义上,我们都寻求满足,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在教育中(除非是在必须的和尝试性的意义上),不存在所要追求的目标和满足。实践的梦想是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一切力量都已经被成功地动员起来,我们全都是幸福和心满意足的,但人类生活的现实是,满足需要成本,它们彼此之间有矛盾,我们所追寻的各种目标也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我在展示一种有关西方社会的矛盾观点,而在学术的世界中,很容易阐释这些矛盾。例如,学术论证往往与教会的教条相悖。当下美国活跃着的创世论者和进化论者就是一个特别例子。同样,民族主义者试图在我们的政治中保护历史的传奇,种族主义者则有着基因决定论的信念,这鲜有逃过学术界的批判。某些道德绝对论很容易受到人类学家和

历史学家的批评。我们的确可以把至今统治着欧洲思想的古典教育看成是这个矛盾的象征,其中生活于我们基督教世界的年轻人,在想象上,被拉入已经消失了的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和创造中。欧洲人在想象中的生活总是高度疏离的。它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我们总是对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兴趣盎然,这使欧洲文明独一无二。

对于教育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我有两个评论。

首先要说,在我们的时代,实践运作的方式,它将理智的自由游戏服从狭隘的政策需求的动态的力量,都是基于理性主义的观念。这就是说,实践家批评历史上各种制度,是因为它们在发挥可以合理地归属于它们的基本功能方面缺乏效率。任何有关现存制度的功能理论都肯定会发现,它是缺乏效率的,因为现实从来不能对应一个概念。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的论证是,大学并不是要动员其巨大的理智力量去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那么,大学在促进国家的繁荣方面做了什么呢?实践的动力是使力量最大化,用它来产生满足感。这种思考路径的结果是,我们开始困惑,因为我们开始用两套独立的词汇来思考教育,一个关注的是反思,一个关注的是力量。

理性主义会说,学者的教育性活动实际上只是一种相当无用的“研究”形式。对于他、人没有好处的理论有什么用处呢?理性主义者补充说,教育本身实际上是将“技能”这样的事情谆谆教导给年轻人的实践。“技能”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它能够产生有保障的可预期的结果,因而与教育不同,教育当然改变个人,但并非以一种可预测和被可靠使用的方式。甚至那种古老的雄心,从研究历史中为政治家吸取有用的教训,连带着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功利的渴望,都是热心的理性主义者的另一个梦。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从历史中唯一能够学到的教训是,历史中没有教训。无论如何,他的确创造了一种历史哲学,赋予人类历史的过程以意义。

理性主义者认为,社会所需要的是技能上的训练,以使我们能够促进我们的生活,增加我们的繁荣。科学的要义并不在于探索现实的某些方面,而是要产生有用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教育者会同意,教育年轻人确实需要学习这样的技能,掌握语法、阅读、算术表、化学公式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教育者补充道,这样的技能实际上并不是教育,而只是它的必要的预备步骤之一。

教育者会坚持教育与训练之间的基本区别。

我们称之为“教导”的东西,正如极权政府所做的那样,实际上是一种训练,以便做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回应。政府非常热衷于“训练”人民,因为它们想使人民发生改变,比如欧盟,试图(无疑是非常善意地)谆谆教导一种欧洲的情感——所有欧洲国家的广泛的和谐与合作。在这样的野心勃勃中,作为思想之自由运动的教育变成了一种工业流程,目的是使人们成为权威所设想的所谓善意的目标的工具。

对学校和大学的关注在过去的两代人时间里让位给了一种公共政策,它关注的是所谓“更高的教育”的一种单一的国民教育体系。这在语义上破坏了诸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的独特性,将它们等同于有不同目的的各种庞杂的训导机构。它把教育看成是一个“体系”,由权威根据当下所时髦的那些目的来加以操纵。

理性主义的“力量词汇”包含有某种不诚实之处,因为它试图用它自身各种各样的野心来降服教育,看到这一点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留意词语的误用。理性主义者(包括政客)说,我们必须“教育”人民戒烟、健康饮食、超越宗族和宗教偏见,诸如此类。这些目标常常是善意的,但它们肯定不是有关教育的,在这一领域中,智慧的开端是清晰的理解教育的语言与有关力量的词汇之间的差异。正是通过这样的设计,教育的深思熟虑在语义学上变换成了批评、解决问题和教导这样的烈性酒。

理性主义形式的实践的另一个方面,是试图将教育机构在历史上的丰富多彩(以及民族上的变化多样)转变成这样的安排,它们能更有效地产生出政治家所需要的那些结果。批评将现实中大学的具体现实转化成了某个“本质”。比如,很显然,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学,比如海德堡与图宾根、牛津与剑桥、哈佛与耶鲁等等,都有某个标记,这来源于这样的事实,它们都很有钱,常常光顾富人区。但按照实践的论证,大学的本质是它应当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智之所。唯一的检验标准应该是学术价值。因此我们是否应该纯粹根据考试来招生?排除这样的考虑,即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或者某个人给了某个重要的捐助等等,作为接纳一个新生的理由呢?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被施与过这样的压力,但它们还完全不是被硬塞给大学的唯一的“改革”。另一个实践政策是使穷人和相对贫困者进入大学。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权力,一种独立的机构正变成政治权力的工具。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呢?一个理由是,大学里的教学不同于学校中的教学。大学生们必须对发生着的事情献出自己的理由和热情,否则(用柏拉图的语言说)火花就不能被传递。如果学生们缺乏对研究做出回应的能力,大学就会转变成培训学校。

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自由社会,历史的狡计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将许多富人(比如Abelard自己)置于学术队伍中。年轻人和穷人首先要关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他们对于在什么地方能捞到好处的信号是高度敏感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追逐名利”的人。他们有关世界的观念是世界是一系列的鸽巢,教育的重点,实际上生活的重点就是要找到最佳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很快就要“找到一份工作”。但传统的大学中满是这样的人,他们比当下的年轻人更加放松地对待职业和未来的工作。无疑很多人寻求一份职业,但其他人在态度上并不那么功利。因此可以理解,社会的多元化自身对于学术的自主性有所助益。换句话说,甚至大学的一个暂时的方面,就理性主义的实践来说是如此显而易见地容易被改变的方面,都可以理解为是有价值的,而在匆匆的一瞥中,这样的价值并不显而易见。

最后,大学的完整性和活力取决于在里面工作的人们是否确切地理解了是什么造就了他们。实践的紧迫问题会极大地限制学者的创造性,只有当学术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教育才能在维持自由社会方面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大学历史中的另一段插曲来说明这一点。中世纪后期的早期科学家在将他们的实践脱离巫术时遇到了麻烦。天文学需要将自己与占星术相分离,直到18世纪后期,化学中还游荡着炼金术的幽灵。培根的研究规划给欧洲人许诺了一个力量与舒适不断增长的未来,是浮士德力量之梦的回音。这对于学术传统的活力是一个贡献,就是说,它可以拒绝这些观念,从这样的俗常的诱惑中幸存下来。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兴趣在于真理,根本不在于力量。自然界并不被认为是一个能够赋予人力量的秘密的体系,而是各类事物的复杂的互动。恰恰是由于拒绝了这种力量的幻相,现代科学才成了这样的一个引擎,它所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力量远远超出了炼金术士和占星家曾经有过的有限的实践梦想。我把这看成是有关教育性质的一个比喻:它自由它兴旺,而当权力试图利用它时,它就衰落了。

最后,我要指出,对于我们驾驭自然的力量的魔法的态度在任何文明中,甚至在我们的文明中都是一种一再发生的诱惑。魔法只是有关力量的梦想,但它是一种难以抵挡的梦想,如果专制主义的天真汉去引诱那些掌握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央权力或者欧盟的不受控制的野心的人的话。受过教育的人,没人怀疑政治家的谈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庸俗的、喋喋不休的、表里不一的,国家代表了一种权力,它必须受到限制,去做它能做好的少量的事情。现代欧洲的活力依赖于对权力的蔑视,而不是屈服于它的要求。我们不可能避开实践生活,但我们可以聪明地认识到,实践是一种认知的牢笼,只有教育才能将我们释放出来。